（二）我国宪法对特赦制度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对特赦制度有明确规定。
法律援助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但其他来源渠道单一、经费数额少。其权力包括作出对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建议和协助有必要或适宜的行为等。
鼓励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利用自身资源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这种费用分担的比例一般是根据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的人的收入状况确定的。法律服务市场的购买双方是平等主体，法律服务价格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援助经济条件审查的对象是法律援助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是申请人的现实经济实力的综合评价，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两个方面。它通常有以下特点：分担费用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支付能力却又无力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受援人。
实际办案支出包括法律援助案件所必要的交通费、差旅费、通信费、鉴定费、复印费、误餐费等费用，广东省在这方面的做法比较成熟，全国人大立法时可以予以吸收调整。第13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对结案材料审查、办案质量反馈、评估等方式，督促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尽职尽责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确保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而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关于设定权的规定，不仅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还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
基于我国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在行政活动中发挥的规范功能，应当在法律保留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行政法定原则，以更好地处理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行政法学理论。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国务院所属部委、省级人大和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也在独立行使部分立法权。[13]即便对授权立法做宽泛解释，也不宜把上述规范解读为授权立法。[11]如此一来，行政机关不仅可以依据法律和授权性行政法规从事行政活动，还可以依据职权性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从事行政活动。
乍看起来，与侵害自由权的外部侵害行为迥然有别，但其实不然。虽不能说这些法律文件的制定毫无民主性，但与法律制定的民主性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而行政法定原则则反应的是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主要解决哪些事务只能在有权机关制定法律规范的前提下才能做出行政决定，哪些事务可在没有法律规范的前提下直接以行政决定的方式来处理，或者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来处理。这种情形提出的问题是，给付行为是否应全部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如果不是，应将哪些纳入法定范围之内？ （二）重要性理论不足为确定行政法定范围的依据 战后社会权入宪以及给付行为对国民福祉日益重要的现实，也曾使德国行政法面临是否将给付行为纳入法律保留范围的问题。仅有个别地方在地方政府规章中做了规定，如《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7条的规定。既然我国宪法所宣示的自由权同样属于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是排除国家权力对个人领域的介入以保障个人意思决定和活动的自由。
不过，对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内部给付行为，《公务员法》也明显将其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考察目前我国现行立法，鲜见有关于内部程序法定的宣示。应该说，行政职权与行政行为是同属于行政之下的一对并列概念。自由权的消极性与社会权的积极性可成为界定行政法定范围的宪法依据。
[4]英美国家虽未使用法律保留这一概念，但其法治概念或分权原则中包含了这一思想。法定范围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的法哲学，为行政法提供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不过，在我国法制环境下，应在坚持法律保留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行政法定原则，以使行政法基本原则更臻完善。司法机关可依据自己对行政事务的重要性判断，判决某无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合法或者违法，其结果必将是公婆说理，各执一词。
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行政许可法》3条和《行政强制法》4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一思想反映在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学者的论述中，如2010年8月27日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到：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由法律来确定。[47] 行政组织是行政职权的享有和行使者，是法律责任的承担着，其设置不仅要明确还要科学，其高昂费用要由人民承担，故对其法定化的呼声由来已久。国会保留属于法律保留中禁止授权的部分，可说是法律保留的‘核心部分。[45]参见《南京市政府减副受质疑，政府副职人数究竟该多少？》，载《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17日AA21时局版。
[44]我国27个省政府驻地城市市政府副职人数少则6人，多则13人，其乱象可见一斑。如同行政行为可分为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一样，行政程序也可分为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
《国务院组织法》8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经总理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它指明，哪些事项必须先由代议机关通过立法加以规定，而后由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来处理。
行政机关当付不付或选择给付的，可以根据这些原则予以制裁。行政法的目的在于规范行政行为以保障和实现人权，行政法基本原则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论工具。
除此之外，对行政机关内部职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仅规定了职位种类，却没有数的限制，且未表明行政职位的设定是否以法律规定为限。此种情形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格局？行政法定原则应否局限在这一狭小范围？ （二）内部侵害行为与特殊给付行为的法定化 内部侵害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公务人员的工作权或劳动权、学生的受教育权等权利。不过，组织行为应是一个例外。也没有认识到，行政合法原则、行政合理原则、正当程序原则、预决算审议制度虽可对行政权力发挥制约作用，但不及行政法定原则来得有力
参见，赵炜：公安改革40年：历程、经验、趋势，载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二是治安，包括治安秩序（第6条（二））、危险物品管制（第6条（五））、特种行业管理（第6条（六））、游行示威（第6条（八））。
其实，公安事权是指组织法意义上的警察权所管辖的事务。参见，潘小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载于《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
[30] 上述条款实际上是规范立法事权，上述标准也是对以事务性质为划分标准的进一步解构。四、行政事权与领导关系 上述来自实践的建议，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就是对公安机关上下级关系的批判性反思，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行政事权划分与领导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提出了应当根据事权的不同属性来确定相应的行政隶属关系，并且，通过领导关系进一步强化上级机关的领导职责，通过指导关系进一步抑制上级机关的不当干预。
[20] 有关事权划分的理论极多，有委托——代理理论、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博弈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公共需要理论、制度变迁与体制创新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依法理财理论、政体——国体——国家结构理论、公共财政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功能最适理论、程序保障理论、特定机制和方法理论等十多种。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形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并非是一种完全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关系，而主要是一种靠权力和信仰来维系的政治关系。因此，地方事权的扩大，地方治理成效的提高便与地方立法能力呈现出正比关系。第二，契合当下层层发包的行政运作模式。
也就是说，在很多场域中，地方事权是交织在十四职责之中的，很难抽象地条分缕析，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宣示。因此，其中，适用统一制度的，属于中央立法事权，比如，交通通行规则、消防标准等，在执行过程中适宜因地制宜的，属于地方立法事权，也称执行性立法，比如，停车场管理。
[7] 从近年来社会学、经济学一些研究成果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仅是财政分配的合理化，关键还是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证中央的上令下行、政令畅通，又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实现地方的良好治理。一方面，这可能是有关警察权的理论研究储备不足，而事权划分的讨论却铺天盖地，积厚流广。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2007年）第一次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具体规范了上下级公安机关的领导指挥关系，指出公安部在国务院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公安工作，是全国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12] 刘剑文、侯卓也持广义的见解。